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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三次伟大嬗变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全球水准的制造业体系，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与核心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由路径。坚定不移走工业化道路，致力于建设完备发达的工业体系，是我们党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切实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与使命的集中体现与生动实践。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一次嬗变：中国制造从无到有，由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落后者”变成“追赶者”

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中国长期处于遭列强霸凌、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让一些仁人志士萌发“实业兴国”的抱负并着手工业化尝试，但这种尝试在萌芽阶段就面临内忧外患的恶劣生存环境，磨难重重，步履维艰，只是在冶铁、造船、轻工纺织等领域形成了一些零星且低端的制造能力，中国最终与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气化、自动化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擦肩而过，始终未能摆脱落后农业占主导、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面对西方国家严密的经济技术围困和封锁，毅然决然走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实施“超英赶美”战略。从一五、二五时期156个重点项目的建成投产，到“两弹一星”试制成功，再到后来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上下同心，矢志不渝，艰苦奋斗，举全国之力投入工业化建设，使中国历史上首次拥有了在世界上比较独特、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艰难地补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功课。到1978年，我国三次产业的GDP占比为28.2:47.9:23.9，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具有工业化初期特征的产业格局。这个时期，中国虽然不得不在计划经济时代关起门来搞工业化，但中国制造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全球工业化的“落后者”成为“追赶者”的第一次伟大嬗变。

第二次嬗变：中国制造从小到大，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由“追赶者”变成“并跑者”

中国制造真正驶入发展快车道并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彼时，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一轮“去工业化”浪潮，中国顺势而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让境外资本、装备、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与国内相对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三来一补”以及代工生产等多种方式，迅速在沿海地区形成大规模制造产能和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国内民营工业也随之异军突起。特别是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适应国际贸易规则空前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不断优化投融资和营商环境，吸引全球跨国巨头纷纷落户中国，促成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中国于200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继之于2010年，又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家，22个制造业大类行业的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种，目前有约23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到2018年末，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高达40027.5亿美元，约占中国GDP总额的29.4%，占有全世界制造业份额的28.7%，接近分列二、三、四位的美、日、德三个制造强国制造业增加值之总和。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不仅实现了数量扩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显著提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中国制造所涵载的产品、技术、装备、品牌、结构与效益得到优化或升级，不断向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高质量发展的态势逐步显现。特别是一批“国之重器”、“国家名片”的闪亮面世，壮大了中国制造的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目前，中国在轨道交通（包括高铁）、超临界燃煤发电、特高压输变电、超级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移动支付、稀土分离提纯技术、核聚变装置、民用无人机等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全球导航定位系统、载人深潜、深地探测、5G移动通信、语音人脸识别、工程超薄超轻型飞机、超薄可折叠、太空电梯……被誉为'21世纪奇异材料'的石墨烯以其奇异特性承载着人们的无数想象机械、大型震动平台、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第三代核电、港口装备、载人航天、人工智能、3D打印、部分特种钢材、大型压水堆和温气冷核电、可燃冰试采、量子技术、纳米材料等领域整体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集成电路、大型客机、高档数控机床、桌面操作系统、大型船舶制造、碳硅材料、节能环保技术等领域迈出加快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近些年，国产龙门五轴联动机床、8万吨模锻压力机、深海石油钻井平台、绞吸式挖泥船等重大装备的入役，填补了国内空白，解决了一些“卡脖子”问题。对于全球消费者来说，中国制造的消费品不再是低质低价、“山寨品”的代名词，质优价廉、高性价比成为中国产品新的口碑。可以说，至此中国已经拥有全球范围内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独立完整性强、产业配套性好且价值链地位不断攀升的工业体系；在以信息化为基本特征的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小变大、由全球制造业的“追赶者”成为“并跑者”甚至局部领域“领先者”的第二次伟大嬗变。凤凰涅槃，破茧成蝶。

第三次嬗变：中国制造从大到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由“并跑者”变成“领先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规划了中国制造的“三步走战略”：到2025年，中国制造跻身世界制造强国之列；到2035年，中国制造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行列的中等水平；到2050年，中国制造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一句话，就是要实现中国制造从大到强、由“并跑者”成为“领先者”的第三次伟大嬗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瞄准以数字化、智能化和工业物联为基本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全球科技与产业发展趋向，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从中国制造的供给端发力，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大力发展新经济，逐步确立中国制造的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切实提升中国工业化的整体品质和成熟度。为此，我们要立足于办好自己的事情，以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纵深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

一是努力保持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适当份额。制造业是服务业的“源头活水”。一个不具备强大制造业的经济体，必然陷入服务业发展根基不牢且层次低下的窘境。如印度，2018年制造业、服务业的GDP占比分别为14.9%和55.8%，制造业占比偏低导致服务业整体低端化。一个失去完整制造业体系的经济体，会出现科技与产业相脱节局面。如美国，2018年制造业、服务业的GDP占比分别为11.4%和80.6%，“产业空心化”使其在许多领域虽拥有尖金属五金端科技但缺乏相关制造产业。当前在我国，无论是在增加值总量还是吸纳就业方面，服务业的占比都已超过50%且在持续走高，这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的趋势使然。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大国，制造业尤为关乎国计民生。在目前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的情况下，须采取措施确保制造业GDP占比长期维持在25%到30%的水平。在发展中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也要适当保有适当的中低端制造业，不应视其为鸡肋，任由其依“雁阵效应”（传统制造业追逐低劳动力成本在地域间发生产能迁移）从中国“出走”。其实，中国制造正是从中低端领域起家致富的。“雁阵效应”不见得是一道铁律，传统中低端产品（诸如钢铁水泥、服装鞋子等）完全可以走向高端路线并实现就地自动化生产，传统中低端产业完全可以与数字技术、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等实现深度融合并进而实现彻底转型升级。拥有一个高中低搭配良好、占比适度的制造业，有利于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俱折弯加工时繁荣、科技与产业互养相成以及就业充足稳定的局面。

二是扎实做好中国制造的供给侧。目前，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一步的重点应放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先进制造业，着力提升中国制造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制造的性价比战略非常成功。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人口和消费市场，一种产品、一个产业仅有效满足国内需求即可赚得盆盈钵满，完全有条件依边际成本（低于产品平均成本）定价产品来拓展国际市场，从而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成规模经济。但性价比战略通常利在扩大市场份额，弊在赢利不多且易发生产能过剩。因此，中国制造还须进一步在品牌战略或质量战略上下功夫。有质量，品牌立得住；有品牌，钱才赚得多。而质量和品牌的提升有赖于科技创新。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科技创新的厚积薄发期，关键是要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质量的提高。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中国制造的许多产品不仅继续保持质优价廉、性价比高的特性，而且还能赋予其“设计精美、技术上乘、工艺考究、时尚典雅、品牌过硬”等新的工业文明基因和中华文化元素。

三是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结合。经济全球化意味资本、投资、货物与服务、知识与信息甚至劳动力在更大程度上的自由流动，超越国界形成产业与科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方面，政府和龙头企业要进一步增大创新研发投入，特别是发挥我们在持续执行长期规划和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关键技术领域集中攻坚克难，在高起点上实现技术自主并形成核心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也要放眼全球，以国际科技发展前沿趋势为参照系，在选准技术研发路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国际合作，以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同没有行业标准来限定材料性能或等级时，严格遵循知识产权交易、授权使用等方面国际规则，一视同仁地尊重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毕竟，中国也是知识产权大国。通过走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结合之路，力图使我国在一些关键科技上形成“技术霸权”，凭借技术优势掌握标准或规则制订权，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影响力、引领力和话语权，成为国际科技创新和技术服务贸易领域的“大玩家”，进而驱动我国制造业超越规模经济、壮大“势力经济”。

四是切实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工业4.0时代正在走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5G移动通讯、新能源、量子技术等开始与传统制造业实现融合对接，并推动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生“井喷”，如火如荼，风生水起，这对大量长期从事中低端制造业的我国产业工人构成巨大挑战，因而提升产业工人队伍技能素质已是迫在眉睫。毕竟，在所有生产要素中，人是决定性因素。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产业工人断代”现象。如果说以前我们主要靠“并对吸附分离CO2和N2显示良好的分离选择性人海战术”、低人工成本和人民勤劳搞中低端制造业，那么未来须用好中国人的智慧、技艺、勤劳来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于2017年颁发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此后国务院有关部委、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产业工人工作生活在基层。关键还在于把政策措施落实到企业层面。要积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支持和鼓励企业从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保障职工民主权利和主人翁地位、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完善技能形成体系、拓展职业发展通道、改善企业薪酬体系和提高一线工人待遇、构建团队学习和团队创新机制、维护职工劳动经济权益等多方面拿出切实可行、有含金量的政策措施，持续发力，强化制度执行力度和执行效能，以培养造就一支具有“爱岗敬业、善作善成、精益创新、追求极致”工匠精神的宏大产业工人队伍，塑造新型人口红利，从而从提升劳动高压电容力供给质量入手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提供坚实可靠的人力和智能支撑，并塑造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和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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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加紧制定并实施供应链安全战略。中美贸易战给我们带来一大警醒，即供应链可当作战略武器来使用。我们要参考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加紧研究制定我国供应链安全战略。当务之急是，针对我们目前处在科技与产业劣势地位的领域，如发动机、芯片、光刻机、蚀刻机、成套制造装备、高端数控机床、精密检测设备、关键基础材料与新材料、医疗设备、桌面操作系统及其生态链、生物制药等，尽力补齐短板，做好“备胎”并适时“转正”，解决“卡脖子”难题。与此同时，要对供应链包括矿产品、中间产品、制造装备和制造技术等环节进行全面检视，排查供应安全风险，确定供应风险级别，制定风险管控措施。对于目前为他人所高度垄断但我们又有研发潜力的高技术知识领域，必须下决心把研发试制搞出来并实现商业化生产，突破垄断和封锁；对我们研发基础薄弱、一时搞不上来的项目，也要从长计议，确立多元化、稳定可靠、合作友善的供应来源，避免被对手以恶意断供打中“软肋”、击破“罩门”。

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做好中国制造，尤其需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过去表现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在今天它是“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干部担当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有机组合。我们要以坚定的意志和韧劲，恪守初心、担当使命，既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又锲而不舍、滴水穿石，做好一件件产品，突破一个个领域，培育一款款品牌，占领一片片高地，力图铸就工业4.0时代中国制造业新的辉煌。唯有砥砺奋进，方能行稳致远。

（本文作者为全总机冶建材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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